“當前世界經濟下行壓力增大，國際社會特別是G20成員攜手直面問題，形成政策共識，同心協力共促經濟增長至關重要。”中國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在9月2日舉行的G20中國代表團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全球期待此次峰會在協調各方宏觀政策、推進世界經濟增長、促進國際金融市場穩定等方面作出歷史性貢獻。 

貨幣政策分化日趨明顯 G20形成政策共識至關重要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新監測顯示，當前全球經濟繼續處在復蘇中，但復蘇進程緩慢、不平衡。對此，朱光耀指出，世界經濟不確定性的一個突出特點是主要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分化日趨明顯，如美國開始貨幣政策正常化道路，歐洲央行則加大量化寬松政策力度，對此需高度關注。

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如何協調全球經濟、金融發展以及避免系統性風險，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話題，也成為G20各國關注的核心議題。

朱光耀透露，在今年2月份于上海舉行的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上，各方達成了兩大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共識，也將提交G20杭州峰會審議。一個共識是綜合運用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結構改革的政策，從而推進全球經濟的增長。

“這點確實難能可貴。”朱光耀感嘆道，這是第一次這樣明確提出，把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結構改革政策綜合運用。這是經過反復協調，因為G20多個成員從不同的角度能夠形成這樣的一個政策共識，實屬不易。

第二個共識則是G20成員要就匯率市場進行密切的政策溝通。朱光耀介紹說，這是G20史上第一次提出如此明確的政策共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一致同意G20成員在國別之間可以進行溝通，同時G20的成員可以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來進行溝通，因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擔負全球宏觀政策監控重任。

“當前世界經濟下行壓力增大，國際社會特別是G20成員攜手直面問題，形成政策共識，同心協力共促經濟增長，變得至關重要。”朱光耀表示，這也是為什么全球關注G20杭州峰會的原因。全球期待此次峰會在協調各方宏觀政策、推進世界經濟增長、促進國際金融市場穩定等方面作出歷史性貢獻。

產能過剩是全球性問題 期待國際社會共同面對

產能過剩是影響經濟健康發展和結構優化的重要問題。在談及此問題時，朱光耀指出，消減產能過剩不僅是中國供給側改革的主要任務，也是全球性的問題。應對產能過剩需要全球共同面對加以化解，期待國際社會能對此形成共識，少一些指責多一些合作。

2015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將“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列為中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五大任務。“在適度提高總需求的同時，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供給的質量和效益，是中國推進經濟改革的重要任務。”朱光耀表示。

這從落實推進的堅定程度上也可看出。朱光耀指出，中國是主要經濟體中率先采取政策行動去產能的。在鋼鐵、煤炭等行業，我們既有明確的指導目標，也有具體的政策措施。“我們建立1000億元的結構調整基金支持安排職工分流。”

與此同時，中國也是采取去產能政策力度最強的經濟體。“我們采取的是市場原則與法制手段相結合的方式，支持企業根據市場原則推進兼并重組，并在全國范圍內逐步設立清算與破產審判庭。中國在全球層面推進法制手段去產能，體現出一個法制國家的努力。”朱光耀說。

但去產能并非一個國家可以獨自完成，更需要國際社會的共同協作。

朱光耀認為，導致全球經濟復蘇緩慢、需求低迷的根本原因是結構性問題更加突出，去產能已成為全球性的問題。“期待國際社會能夠形成共識、共同行動，少一些指責多一些合作，少一些空談多一些實際行動，這對全球經濟復蘇和實現可持續平衡增長至關重要。”

貨幣政策邊際效應遞減 需加強宏觀政策協同合作

在貨幣政策方面，針對當前貨幣政策邊際效應遞減的現狀，朱光耀開出了中國“藥方”。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對國際社會尤其是西方經濟體的沖擊很大，發達經濟體的財政手段已經窮盡。”朱光耀坦言，以美國為例，其赤字率高達10%，在沒有財政手段的情況下，只能夠使用貨幣政策，而常規貨幣政策已經完全失效。在此情況下，只能通過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或把商業銀行在中央銀行的存款下調到負利率逼迫商業銀行把資金使用出去。

但效果如何？他進一步指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在金融危機最高峰時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把西方國家從崩潰中挽救回來，但此政策無法持續。所以就出現了貨幣政策邊際效應降低，也出現了即使把商業銀行在中央銀行的存款利率降為負數，仍然不起作用。這迫使企業包括商業銀行持有大量的現金，資金未流向實體經濟，而是被大機構持有。

“在這種情況下，就必須加強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結構改革的協同合作。這點已經達成共識，我們期待著領導人的批準，這也將是G20杭州峰會公報的重要亮點。中國正在堅定不移地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們就是要直面問題，解決問題。”朱光耀表示。

圖片來源：找項目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