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國企改革方向和路徑引發各界熱議。受西方經濟學理論熏陶的自由派人士一貫主張國退民進，甚至是絕對私有化，并進而對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重申“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深感失望。筆者對上述觀點不敢茍同。國企改革既不能走封閉僵化的“國進民退”老路，更不能走改旗易幟的“國退民進”邪路。不妨以產權社會化突破國企改革僵局，通過將國企產權劃轉給社保基金等實現國企產權的社會化，進而實現全體公民國有資源受益權的具體化。

　　產權社會化應為國企改革方向

　　作為執政黨的改革方案，應該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非全面否定。從社會主義性質和宗旨出發，國有企業終極所有者是人民，這在憲法中已有明確規定，但現行國企產權制度并非真正的國有，更談不上全民所有。通過轉持給社保基金等產權社會化方式能更好體現全民受益，從而實現國有企業“人民主權”的真正回歸。

　　國企目前的產權制度無法解決長久以來的效率問題，甚至一定程度上異化成企業在位者群體和相關政府利益群體所有，直接造成國有企業的低效和不公平。私有化絕非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羅馬俱樂部報告《私有化的局限》早已明確指出這一點。蘇聯解體后，西方經濟高參們為俄羅斯設計激進的休克療法，國有企業私有化就是其中的重頭戲，通過無償贈送、低價賤賣私有化證券的方式將國有資產“瓜分”，其結果是上萬億國有資產變成少數寡頭的私有財產。

　　私有化在社會主義中國更是水土不服，不加任何補償的私有化明顯是對全民所有財產的侵奪。發端于 2004   年的“郎顧之爭”，讓我們對 MBO （管理層收購）等以私有化為導向的產權改革造成的國有資產流失開始高度警覺。習近平總書記也明確提出，“要吸取過去國企改革經驗和教訓，不能在一片改革聲浪中把國有資產變成謀取暴利的機會”。

　　事實上，現代西方產權制度的演化已經出現重大改觀，產權社會化、多元化、信托化已成為時代主旋律，在資本市場日趨發達的今天也完全具備可行性。

　　國企產權社會化有利于社會保障制度可持續發展

　　人口老齡化在中國已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且呈現出規模大、速度快、地區失衡、城鄉二元、未富先老等復雜特征。在此背景下，社會保障體系的可持續性受到極大挑戰。如統賬結合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通過擠占個人賬戶消化轉制成本已使個人賬戶處于“空轉”狀態。據《中國養老金保險發展報告 2013 》推算，我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個人賬戶空賬超過 2.6 萬億元。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國有企業積累的巨額財富，是幾代工人、農民等全體民眾努力的結果，理應為全體國民的社會保障福祉貢獻力量。中金公司統計數據顯示，截至 2012 年底， A   股上市公司中，央企和地方國有企業共計 981 家，收入、利潤和市值分別為 19.4 萬億、 1.4 萬億和 17.1 萬億。利用好國有企業積累的財富，我們完全有底氣、有能力應對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社會保障危機。

　　國企產權社會化有利于資本市場發展

　　通過國有股轉持實現國企產權社會化對資本市場的影響同樣深遠。就短期而言，在 IPO 重啟放量，“大小非”減持壓力仍存的當下，實施國有股轉持對資本市場無疑是一劑強心針，有利于增強投資者信心。從長期來看更重要的是，隨著國有股權逐步劃轉，國企產權逐漸社會化和具體化，以養老基金為首的社保基金將成為市場重要的長期機構投資者，對資本市場健康發展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我國國有股一股獨大的上市公司股權結構中，引入社會化的機構股東，可以對控股股東、管理層形成市場化的激勵和約束，進一步完善上市公司治理。實行積極主義的養老金機構更便于信息溝通和增強社會影響，通過國企產權社會化運動將國有資產產權賦予社保基金，社保基金通過信托模式參與上市公司治理，發揮國有資產效用。這樣國家就可以跳出“既做裁判又做運動員”的窠臼，真正發揮其基于合法強制力的監管優勢。這應是公民社會理念下公共利益實現機制的一種有效方式。

　　現代資產管理組合理論中，基于市場估值的動態再平衡已日趨成熟。在資本市場出現嚴重價格泡沫時，社保基金拋售部分股票，既是資產配置再平衡的要求，又可以對整個市場起到很好的供求平衡作用；而在資本市場萎靡不振之時，通過增加股票配置比例則可以提振市場信心，有效增加市場需求。

　　國企改革，產權制度是繞不開的話題，也是癥結所在，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只有立基于現代產權制度才能發揮實效。跳出非左即右的極端思維模式，通過國有股轉持等方式實現國企產權社會化，符合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全面深化改革“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要求，可謂標本兼治之道。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吹響全面深化改革號角，國企改革正面臨新的形勢、挑戰和機遇。只有認真做好頂層設計，才能打贏、打好國企改革這場攻堅戰。

      （作者單位：中共江西省委黨校公共管理學教研部）